标点符号虽小 规范使用事大——从是否使用顿号的一种情形谈开来【暗狗写作】

标点符号虽小 规范使用事大——从是否使用顿号的一种情形谈开来

近日，我带着一名年轻同事审稿子，审的是一篇领导讲话稿，按惯例，打算在领导讲完话后，以工作通报的形式正式印发。这篇稿子中，有几处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，在供领导讲话时使用的版本中，并列成分之间都加有顿号，我在审核印发版时逐一删除。
这位年轻同事姓梁，学中文出身，和我一样长期从事文稿工作，有文字上的“洁癖”，有注重格式、规范排版的“强迫症”，也有“吹毛求疵”的习惯。看到我这样改，小梁当即提出异议。他说：“前不久，我到某综合部门校对一份即将印发的文件时，也遇到了这种情况。当时，我的意见是不加顿号，但负责政策法规审核的一位同志让我保留顿号，说这是他们的统一要求。”
我不解地问：“他们这样要求有依据吗？”
小梁说：“据那位同志介绍，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：一是对照法律文本中同类情形的用法，比如2020年5月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。法律高于一切，制发公文应当向法律文本尤其是新出台的法律文本对标看齐。二是对标上级机关印发的文件和领导讲话。”
我说：“这样做虽然有一定道理，但与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国家标准不符，也与出版物的《标点符号用法》不符。”
我这样说是有底气的。《国家标准应用指南（GB/T9704-2012）》出版后，我一次就买了两本，一本放在办公室的案头，一本放在家里的书桌上。这本工具书，我不敢说背得滚瓜烂熟，至少学得还是比较认真、细致的，各种常见常用的格式规范，基本做到了了然于胸。这个《指南》的“标点符号用法”中明确指出：
4.5.3.5 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、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通常不用顿号。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书名号之间（如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有括注），宜用顿号。
示例1：“日”“月”构成“明”字。
示例2：店里挂着“顾客就是上帝”“质量就是生命”等横幅。
示例3：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，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四大名著。
2016年，《人民日报》以《新版你用对了吗》”为题，公布了8种标点符号的新用法，其中也包括上述不用顿号的情形。《人民日报》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，是党和政府的喉舌，其公布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权威性。《人民日报》认可和公布这两种不用顿号的情形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公开出版物的“标准用法”。由此看来，无论是“红头文件”，还是报纸杂志，在顿号的用法上标准是统一的，这也是应该的。
问题是，对于上述情形是否使用顿号，很多报纸杂志并不统一，不少法律文本中的用法也与公文格式国家标准和《人民日报》公布的用法不一致。比如，在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半月谈》中的文章是不用顿号的，但《求是》中则使用顿号。又如，《民法典》中有这样的原文：
第一千二百五十九条 民法所称的“以上”、“以下”、“以内”、“届满”，包括本数；所称的“不满”、“超过”、“以外”，不包括本数。
第一千二百六十条 本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》同时废止。
同一个顿号，同一种情形，既然存在“用”与“不用”两种截然相反的用法，到底应以哪一种用法为准？我们该以法律为依据，还是以“国标”为依据呢？
在我看来，法律高于一切，这是就其位阶来说的，更是就其效力来说的——其位阶之高，应当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看，不同体系之间不好简单作比较，就像党章和《宪法》分别处在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最高位阶，分别是从严治党和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，不能说谁高于谁；法律的效力之高，“高”的是其强制执行力，并不是什么都高，就如《民法典》在我国民事法律领域具有最高效力，但在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上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，也未必就能代表最高水准。
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，应当是有法从法、有规从规。在没有专门法对标点符号的使用作出规定的情况下，国家标准就是最高准则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赋予了相关部门制定和推进实施标点符号使用标准的职权。法律不是公文，但同样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，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，需要借助公文来颁布；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，同样应遵循国家标准的相关规范，努力成为规范使用标点符号的高质量样本。
我们还应当认识到，公文格式国家标准是专业标准，法律的专业性与这个标准的专业性不是一回事，或者说各有各的专业性。尽管法律文本在使用标点符号上是比较严谨和审慎的，但法律文本并不是关于标点符号使用的标准文本，也不具备取代或矫正相关规范的功能。我们对法律文本中标点符号的用法，可以作为参考，但不能简单参照。把法律文本作为标点符号使用的最高参照样本，实际上是对法律功能的一种误读。
现实中，的确有很多“大机关”的“红头文件”、正式印发或公布的领导讲话，在标有引号或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间加有顿号。这一与公文格式国家标准相违背的现象，我也早就注意到了。如果是出于方便领导念稿时断句的考虑，在这种情形中使用顿号，可以理解，我也经常这么做。但如果是正式印发的文件、讲话，应该按标准用法来使用标点符号，否则制定和发布这样的标准就失去了意义。
我们经常讲“对表对标”，这需要对最精准的“表”，最权威、最专业的“标”。标点符号是通用工具，在用法的规范性上，全国上下必须有一套统一的标准，各级各地各单位都要自觉对照、严格执行这套标准，否则就会乱套。古人说：“威不两错，政不二门。”（春秋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核心只有党中央的核心，看齐只能向党中央看齐，不能层层讲“核心”、层层喊“看齐”。这说的是同样的道理。
“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、履行职能、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，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，依法执政和行政的重要工具。公文的格式要规范统一，庄重得体，以保证党政机关公文特定效力的发挥，体现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”这是我从《国家标准应用指南》“前言”部分照搬的原话。
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不仅体现为统一规范的制定，更体现为统一规范的执行。在执行上，“大机关”“大领导”更应带好头，政策法规机构更应带好头。公文格式的国家标准已发布多年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乃至公文格式的很多方面，有规范不执行，有标准不遵从，甚至各行其是、另立标准的现象并不鲜见，这会误导下级机关和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，让他们无所适从，甚至出现各级各地各单位不统一的乱象，影响公文的权威性和严肃性，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。
一个顿号事小，标准统一事大，规范使用事大，上行下效事大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“有标不遵”与“有法不依”“有令不行”“有禁不止”属于同样的性质，都是对政令的轻视、对秩序的破坏。这个问题，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。